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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時代國家安全環境的變化和特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2022-04-16 15:44:17


  俄烏沖突是發生在數字時代的一場新形態戰爭,網絡攻擊和信息戰從“暗處”走向前臺,網絡空間呈現出整體武器化的危險傾向。對于一場沖突而言,網絡空間對抗的主要目的在于情報搜集、干擾社會秩序、引導社會輿論以配合傳統的軍事行動,迄今為止并沒有產生能夠影響到沖突進程的破壞性傷害。但是作為常態化的安全風險,它卻通過俄烏沖突向我們集中展示了數字時代國家安全環境的變化和特點。作為新型領域安全,數字時代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是總體性和全方位的,不僅事關政治安全,更影響到經濟安全、社會安全和科技安全等方方面面,急需對此加以深入研究和科學應對。

  與以往相比,數字時代的國家安全威脅主要呈現出以下新變化。

  一是網絡攻擊活動持續,攻擊手段不斷翻新,防不勝防。網絡空間是一個人造的技術空間,在其發展過程中始終伴隨著安全風險。首先,借助高危漏洞、黑客入侵、病毒木馬等工具進行的惡意網絡攻擊事件頻發,疫情期間各種在線活動增加更是助長了網絡攻擊等犯罪活動。其次,智能化、自動化、武器化的網絡攻擊手段層出不窮,網絡攻擊正在逐步由傳統的單兵作戰、單點突破向有組織的網絡犯罪和國家級網絡攻擊模式演變,電力、能源、金融、工業等關鍵基礎設施成為網絡攻防對抗的重要戰場。再次,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快速發展,還可能與網絡攻擊技術融合催生出新型攻擊手段。

  二是網絡空間軍備競賽不斷加劇,信息和數據被武器化,國家間對抗日趨顯化。面對網絡空間安全困境的不斷加劇,一些大國更是推出了“持續交手”“前置防御”“分層威懾”和“前沿追捕”的進攻性網絡空間安全戰略,并且公然承認對他國發動網絡攻擊,將網絡空間作戰看作國家間政治和軍事對抗的合法手段。此外,與網絡攻擊將代碼作為武器不同,網絡空間的內容也會被一國利用或操縱來實現其針對他國的地緣政治目標。隨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以國家為主導、多種行為體參與、智能算法驅動、利用政治機器人散播虛假信息的計算政治宣傳,正在越來越多地應用在政治戰中。如果不能盡快制定某些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則,網絡空間引發國家間政治和軍事沖突的風險將空前增加。

  三是人工智能等顛覆性技術發展及應用所帶來的潛在安全風險。隨著互聯網應用和服務逐步向大智移云、萬物互聯和天地一體的方向演進,顛覆性技術正在成為引領科技創新、維護國家安全的關鍵力量。但是,這些顛覆性技術在應用過程中很容易引發新的安全風險,特別是應用或惡意利用顛覆性技術超高的計算、傳輸和存儲能力,實施更為高效、有針對性、難以防守和溯源的網絡攻擊。顛覆性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及其在軍事領域的應用大大增加了網絡戰爭的風險和破壞力,由于某種“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其蘊含的巨大風險和不確定性往往使得行為主體傾向于追求對抗的、單邊的行為策略,極大地增加了網絡空間的軍備競賽風險。

  可以看到,數字時代的國家安全威脅來源更加復雜化、多元化,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相互交織,技術性與安全領域相互融合,國家安全風險的總體性特征更為突出。從發展趨勢看,數字時代的國家安全風險呈現出一些顯著特點,對提升國家的治理能力、維護數字時代的國家安全提出了挑戰。

  第一,絕對安全無法實現,而網絡空間安全風險的不確定性增加了趨近絕對安全的傾向。從技術角度而言,網絡空間的安全漏洞永遠無法徹底根除,因而在網絡空間不可能實現絕對的安全。然而,由于顛覆性技術快速發展帶來的“未知的未知”風險,不確定性帶來的不安全感會促使國家持續增加安全投入。由于安全的維護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因而存在一個安全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平衡點,在超過這個點之后安全投入的邊際效用會出現下降趨勢。但是,在決策過程中,安全成本和收益往往很難簡單量化、計算和被感知,因而在維護網絡空間安全的過程中常常會以安全可控為目標,忽視成本與收益之間的效率問題。

  第二,無意安全風險與有意安全風險相互交織,增加了維護國家安全的難度。從無意安全風險看,互聯網表現為缺少中央權威、由下至上、共識驅動的特點。這種模式固然有利于創新的發展,但也暴露出各節點安全風險分散,難以統籌應對的弊端。從有意安全風險看,互聯網和顛覆性技術的融合不僅為犯罪分子提供了新的工具,而且為國家實現其戰略目標提供了新的空間和手段,在無政府狀態的世界里,利用網絡空間獲取相對收益的驅動力持續存在。兩者相互交織疊加,加大了安全風險治理的難度,國家安全的維護不僅要考慮技術路徑,更要考慮行為體之間博弈的因素,特別是數字技術革命與大國秩序變遷二次疊加,國家之間的競爭性和敵意上升,也會增加構建網絡空間安全共同體的難度。

  第三,安全風險與創新發展相伴相生,增加了平衡發展利益與安全利益的難度。數字時代對國家安全帶來的一個重要驅動力就是領域之間的融合性,由于數字治理的目的是規制技術發展帶來的安全外部性,很多治理問題既是經濟問題,也是安全問題,在治理的過程中需要兼顧安全與發展兩方面的利益,實現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的動態平衡。因此,在制定相關法律和政策的同時,如何確保安全利益與發展利益之間的平衡,設置安全治理推進的“紅綠燈”,特別是明確“踩剎車”的紅線,還需要綜合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在戰略層面加以統籌和協調。

  總之,數字時代國家面臨著更加復雜和多變的安全環境,需要在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基礎上,匯聚和融合各領域、各部門的力量加以應對。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4月19日的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網絡安全是整體的而不是割裂的;網絡安全是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網絡安全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網絡安全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網絡安全是共同的而不是孤立的”。只有樹立正確的網絡安全觀,統籌發展和安全,才能更有效地應對數字時代國家面臨的安全風險和挑戰。

  (郎平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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